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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杰:知青愛情故事

時間:2017-10-28 17:30來源:《老三屆采訪手記》 作者:朱文杰 點擊:
凡是有青春的地方,一定就會有愛的花朵開放,誰也阻止不了。

 

 
   
        把采訪的對象,集合到蓮湖公園來拍攝,看似簡便,可實在是個笨辦法,偷懶的辦法。那是1987年10月31日下午,先是肖建國、孫瑞芳夫婦來了,他倆原是西安市一中初六六屆學生,一同插隊白水縣堯禾鄉。
 
        他們插隊的村里共六個知青,三男三女。當時集體戶吃大灶,于是輪換做飯,一男一女一天,每次肖建國都是和孫瑞芳分在一天。因為朝夕相處,互相照顧,產生了感情。肖建國談起這段浪漫的知青生活,顯得很興奮,一副滔滔不絕的樣子,在那邊和導演說:“這都是緣分,那時我愛唱歌,當輪到我和她(指一下正和我說話的孫瑞芳)一起做飯時,就故意唱《天仙配》里的‘夫妻雙雙把家還’,不過詞改成了‘你燒水來,我下面’或者,‘我挑水來,你和面’。”
 

 
        這時,我對孫瑞芳說:“你聽,建國說的是真的嗎?”孫瑞芳笑著,有點惱羞似的,“讓他胡說去”。大有回家再興師問罪之意,我也不由得笑了。

        后來他們分別招工,一個在銅川歌舞團唱歌,一個在耀縣孝北堡的3號信箱當工人。每當肖建國飯票吃光了時,就去孝北堡“背糧”。因為孫瑞芳是工人,定量比肖建國的卅斤多十五斤呢!這時他們才確定了戀愛關系,很快就成了一家子,這是他們引以自豪的知青愛情生活,是上山下鄉插隊生活集體戶知青灶這特殊的生存環境促成的,是帶有老三屆特點的。風風雨雨二十年,他們始終相敬如賓,恩恩愛愛,回憶往事,他們倆都沉浸到甜蜜的溫馨之中了。

        記得肖建國在參加工作的七十年代,他的標志“行頭”就是整天都背著的綠色的上面印有“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書包,書包舊了破了也不棄,有人說他是“遭踏社會主義”呢?他也依然故我的背著他的“紅軍不怕遠征難”。我想這爛書包當年肯定是他愛情的見證物。七三年時肖建國宿舍被盜,他的一個大籐條編織的箱子被偷。很快公安局來通知,肖建國的箱子被小偷扔到銅川漆水河的一座橋下……,當年,我和肖都在銅川歌舞團工作,我們一起去取被盜箱子,誰知一箱子衣物、書信被在水里一泡,箱子還裝不下了,那衣物全是插隊時的補丁疊補丁的衣褲,還有插隊時用過軍用水壺,印有“廣闊天地煉紅心”的破茶缸,整個一箱子知青插隊文物,難怪連小偷都看不上,白辛苦地背了十幾里路,打開一看只從中挑走了肖氏才買的一件半新不舊的襯衣。記得我對建國說:你一箱子“細軟”,原來如此呀?!不管周圍人的如何驚奇和發出的各種各樣的嘲笑,肖建國當時特痛惜的是那一堆被水泡了的信件,他一封封把這些信放回箱子,表情特尷尬怪異,這是他和孫瑞芳十幾年的情書呀!公安局一女警員說:“她們就是從這些信中查到被盜人肖建國單位的。”說完竟別有意味的嘻嘻一笑,鬧得肖建國臉更紅了,平日伶牙利齒的他此時不吭一聲……

       肖建國與孫瑞芳的愛情是上山下鄉插隊生活集體戶知青灶這特殊的生存環境促成的。當然, 比這特殊的生存環境還有。12月7日在北京《詩刊》的副主編葉延濱家里,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葉延濱在家里

        “有兩個北京知青分到安塞。其中一男一女分別向縣上負責安置工作的領導要求,把他們分到最艱苦、離縣城最遠的地方去鍛煉?h上同志被他們的革命熱情所感染,就尊重他們的意見,把他們分到安塞最偏遠最窮的一個小山村。那里也就他們兩個知青,而隊里也實在是窮得叮當響,沒錢給他們砌窯,只能給他們騰出一孔窯讓他們住。一男一女一孔窯?!兩個知青怎么也沒想到竟然條件這么差。天蒼蒼、地茫茫,他們也沒轍了,面對一孔窯洞一個大炕他們倒會想,把帶來的大箱子、包袱壘在炕中間,再把床單當簾子掛上,隔成一人一半的小天地。就這樣僅有十六七歲的一雙少男少女住在了一張隔開的炕上……”

        村里窮且閉塞,誰也不覺得怪了。真是人窮志短,那些年陜北窮得不少人出去討飯,窮得穿不上衣服,露光腚的,窮得人活得不像人,窮得人也就顧不上避什么嫌,害什么禮義廉恥的文明病了。

        葉延濱講著這好像是天方夜譚神話般的知青故事,一對少男少女插隊竟然被迫“插”進一孔窯的一面炕上,讓人一時有點發愣。

        “后來,他們招工到山丹軍馬場,我也被招來。他們倆來了后,似乎不合群,總是倆人一伙,讓人一看就像一對戀人;焓炝舜蠹揖统i_他們的玩笑,不過,大家對他們的想像是浪漫而非下流。這事在山丹軍馬場,曾讓知青的男女哥兒們著實幻想了一段時間,他倆插隊的與眾不同,確實夠羅曼蒂克的了。

       “以后的山丹軍馬場的知青們也各奔東西,有上大學的,當兵的,調西安的,進北京的,做鳥獸散了。不知怎么也就和他倆失去了聯系,也不知他倆以后的情況,不知是否有情人終成眷屬,還是這一對同林鳥,回城以后各自飛了?”

        這是窮困的極其個別的環境促成的一對戀人,其實,大多數老三屆知青,下鄉時是不談愛情的。那是一個除了“革命”,再不允許考慮其他的荒誕年代,而談情說愛,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情調,腐朽沒落思想,就是你出身好,也會說你革命意志消沉的。單純幼稚加上封建意識的雙重禁錮,已經消弱了他們的性別特征,那一點懵懂的青春期躁動,竟被以為是邪惡,經常使他們陷入莫名的自責和恐懼之中。

        11月23日下午,在寶雞插隊的原師大二附中的幾位老三屆被請到劇組,他們講了這樣一件事。隊上一對男女知青談上戀愛,男的給女的遞了張示愛的條子。事情傳出后,知青組長,一位女知青,馬上組織全隊的知青開了他們的批判會,幫助他們,大家認為這是不健康的思想意識,是資產階級低級趣味的東西。誰知,幾年后,當年組織批判他們的那位女知青反而因為失戀精神分裂了,一見男就撲上去糾纏……釀出了一場爰情悲劇,這不能不說是對自己青春期萌動的情愛壓抑而造成的。當年曾受過批判的,現在已是夫妻的他們來了。開始還弄不清楚我們的意圖,不愿錄相,還是莫伸親自談了半天才答應,看來至今他們的思想深處還有烙印。
 
 
        凡是有青春的地方,一定就會有愛的花朵開放,誰也阻止不了。采訪西安市四中初六六屆學生張君相時,他拿出了保存近三十年的一塊手帕。那是他在下鄉時,看上一個女同學而送給心中的她的手帕,這個女同學在幫他洗衣服時,還為他的衣服打了補丁,感動了他?扇思液π,沒接受他的這一定情之物。但他始終珍藏這一記憶,現在說起來,他還為自己當年在愛情上的勇敢而自傲自夸呢。到了1976年時,他還在手帕上留下藏頭詩一首:“弓未拉起鳥已飛,口難張開羞煞人,禾苗無水愁中枯,巾揮塵去有樂心。”

        當鏡頭攝入這塊有點灰舊的手帕時,它已成了老三屆知青愛的見證物。張君相有一首詩記錄著他愛的惆悵:“失去的東西/再也得不到了/愛/也許并不存在/那只是/黑夜里/苦難中/兩顆寂寞的心/偶然的相撞/從此/便注定了/終生/流著淚/淌著血/無窮無盡的思念。”

    在延安時,我們還采訪了延安市政府副秘書長白生瑞。他講了清華附中高六八級學生陶海粟的一段向姑娘表示愛意的趣事。

        下鄉已三四年的陶海粟當上公社書記,為人處事他是個爽快干練的人,工作上也是敢做敢為,特別有魄力。他暗戀上集美麗與才華于一身的同學吳美華,但羞于啟齒,靦腆而深藏不露。終于有一天,他在吳美華的窗口徘徊了半天之后,就壯著膽子喊了一嗓子:“吳美華,考慮對象的時候,請把我也搭進去!”喊完拔腿就跑,也不管人家反應過來沒有。如此草率而簡單的示愛方式,也很有效,后來果然他們談起了戀愛,一時在知青中傳為趣談。

        而西安市二十中高六七級學生、返鄉回延安的夏為民,則給我講了令他終生難忘的初戀故事。

        “我認識她是在歡迎北京知青的聯歡會上,她是北京姑娘,卻愛唱陜北民歌,一曲‘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傾倒全場,我是陜北后生,卻愛唱京劇,一段‘甘灑熱血寫春秋’連北京學生都喊正宗。這位北京知青叫溫淑華,是六七屆的初中生,于是我們便認識了、相熟了,我姓夏,她說怪怪的,就叫你‘傻(夏)哥吧,’溫淑華家庭出身不好,她便發狠地‘脫胎換骨’,往山上送糞,路陡得豎起一般,空身走都得大喘氣,她卻把筐裝得冒了尖,小跑著往坡上趕。我勸她,她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一不小心糞筐脫了鉤,骨碌碌滾到山腳下,她坐在地上抹眼淚。隊長說,自古女人不扶犁,淑華卻一定要學耕地,還說男女都一樣,隊長只好教她,幾天下來還像回事,隊長豪氣地宣稱,‘我敢說,溫淑華是我們全村全公社全縣第一個掌犁的女人’。

 
 
        “那時我母親去世早,家里窮得一塌糊涂,淑華知道了,便常常拿出她從北京帶來的糖果、餅干給我,只要她包餃子、燒肉,必然少不了我。她是個很大方、善良的女性,她很隨意地把鞋襪送人,給孩子們交學費,為老太太買醬油。我很佩服傾慕她,從她那里體味到一種溫馨,一種女性的柔美和大度。后來我倆被抽到隊里的小學教書,更是形影不離了。放暑假時,學校里就只剩下我和她,一次我與淑華偎依著看歌譜唱歌,我感覺她的身體一點點向我靠過來,我的心有些迷亂,但還是一點點地躲開了。一天深夜,突然下起了暴雨,電閃雷鳴、暴雨滂沱,只聽到淑華住的窯洞咚的一聲和淑華的驚叫聲,我立即冒雨沖進去,只見從窯頂塌下來一大塊黃土,砸在她身邊。淑華全身顫抖著蜷縮在墻角,我忙抱起驚魂未定的她回到我的窯中。她緊緊地抱著我哭喊著:‘我差點死了,差點死了呀……’,但我們的情感純真而透明,黃土般樸實,我們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愛情’。前途未卜何談婚戀呢?

        “在我參軍后,歡送會上她一曲‘看見你們格外親’伴隨我整個軍旅生涯?刹恢蛿嗔送ㄐ,到我回鄉時,溫淑華也不知被招工到哪里去了,沒留下片言只語,從此成為陌路人,只能在夢中懷念了。

        “誰知過了二十多年,前年我到北京出差,在王府井大街上,竟和她不期而遇。你說怪不怪,仿佛命中注定,仿佛鬼使神差,在那一瞬間,在萬頭攢動的人群中互相發現了對方……我問她,當年為啥不吭一聲就斷了聯系。她說:‘那年你提干,部隊來人外調,而我的家庭出身是偽軍官,怕因而影響你的前途,就不敢和你聯系,誰知這一分別就是二十多年’。這時兩顆晶瑩的淚珠掛在她的長睫毛上。我一聽,原來如此呀!我激動地緊緊握住她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有暗嘆造化弄人,老天不公了。”

        夏為民講到這里,我心里可是如同打翻了五味瓶,為他與淑華的初戀故事所深深感動。為了所愛的人犧牲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對那個年代極左思潮的無奈震撼了我。這是一段多么美麗而純潔的初戀呀!但在我要求寫入電視時,夏為民猶豫了,過去了就讓他過去吧,已經是50歲的人了,何況在機關里工作,人多嘴雜,不想再讓人議論了。

        我送走夏為民時,還沉浸在這個令人惋惜而傷感的愛情故事里。在那個荒唐愚昧、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才會使愛的小苗夭折,愛的鮮花凋謝。但他們總是愛過,而愛是不能忘記的,我默默地祝福著老夏,心里也想喊一聲:“我們的傻哥喲”。


 
       摘自《老三屆采訪手記》 太白文藝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此節曾入選《暢銷書摘》1999年6期

        2011年3月17日修訂
 
(責任編輯: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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