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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一毛:從紀錄片《上山下鄉》談起

時間:2017-04-03 12:56來源:《中外論壇》 作者:巫一毛 點擊: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十多年里,他接觸到許多知識青年,聽到許多讓他深思的故事。二零零一年回美后,他萌生了拍一部有關知識青年的紀錄片的念頭。
 
 
      事后,一平悄悄告訴我:“我怕唱起來會哭,多丟臉。”一平還說,“飽經磨難給人以巨大的財富。”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六日,我出席了在紐約皇后區公共圖書館舉辦的紀錄片《上山下鄉》首映及討論活動。
 
      入場前一個小時,人們就興致勃勃地排上了隊。進場后,禮堂里的二百二十七個位子很快就座無虛席。晚到的觀眾只得悻悻離去。
 
      燈光漸暗,銀幕上出現文化大革命初期紅衛兵游行的歷史鏡頭。觀眾們靜了下來,隨著片中的三個主角,杜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史天健,UCLA的人類學教授閻云翔和當作家的我,回到我們曾經插隊落戶的山寨村莊。一個小時的放映過程中,他們伴我們嘆息,陪我們哭泣。
 
      電影放映后,作為參演者,我和制作人兼導演Chris Billing,錄像師Mike Rogers一起上臺,與觀眾交流。由于時間有限,很多問題無法給予詳盡的回答。
 
      現在趁著夜闌人靜,寫出拍片的前前后后和我的一些感受,也算回答觀眾的問題吧。
 
      我參演《上山下鄉》,完全是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雖然我從小就喜歡唱歌跳舞,但是沒有機會接受任何訓練。更是做夢都沒有想到過我會當電影演員。
 
      Chris也沒受過任何電影制作或導演的訓練!渡仙较锣l》是他的處女作。他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中國工作,在北大教希伯來文。后來曾任NBC電視臺北京分社社長,CBS電視臺北京分社的制作人和記者。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十多年里,他接觸到許多知識青年,聽到許多讓他深思的故事。二零零一年回美后,他萌生了拍一部有關知識青年的紀錄片的念頭。
 
 
 
      上山下鄉運動源于一九五三年。當時共產黨建國不久,全國百業待興。針對中小學畢業生升學難和城市就業難的問題,中共中央向家住農村的青年發出回鄉參加生產的號召。后來上山下鄉運動中最著名的口號“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也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就提出來的。
 
 
 
      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上山下鄉僅是小規模地把城市里的剩余勞動力推向農村的一種手段。
 
      文革初期,以初、高中生為主的紅衛兵,在全國各地造反、串聯、奪權、武斗、抄家。各級黨政組織都名存實亡。大、中、小學停課多時。所有大專院校都停止了招生。整個國民經濟亦已走到崩潰的邊緣,工礦企業嚴重超員,無法招收新工人。一千萬失業的“老三屆(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一九六八)”畢業生,成了社會,特別是政局動蕩的隱患。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初,北京來自不同學校的中學紅衛兵,自愿到內蒙古、東北建設兵團、云南等地插隊落戶干革命。政府利用年輕人獻身祖國建設,投身革命的熱情,把他們分散到農村去,于無形之中解除了紅衛兵組織。
 
      一九六八年底,毛澤東一聲令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頓時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迅速地、轟轟烈烈地興起。
 
 
      當年知識青年插隊的農村里,很多是被從上到下攤派的任務。而且很多農村地少人多,土地貧瘠,那些地方年產的糧食當地人都不夠吃。形成了知識青年與當地農民爭搶口糧的惡果。致使知識青年體驗到身心交瘁、艱難困苦的生活。雖然許多知青為農村帶去城市的訊息文化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農民從根本上并不歡迎這些來爭工分,奪口糧的城里人。許多干部更是利用職權敲詐勒索。他們誘奸、強奸女知青導致墮胎、生子、自殺的案例,屢見不鮮。
 
      當人們認識到上山下鄉只是變相的無期徒刑時,大多數知青都想盡辦法回城,中學畢業生也各顯神通留城。與此同時沒有權勢后門的、家庭背景有問題的畢業生,仍然繼續被迫紛紛“自愿”下鄉。
 
      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到一九八零年結束,上山下鄉運動總共將一千七百萬中學畢業生流放到農村。一代人失去了升學、工作、戀愛、成家的正常機會。
 
      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在高考恢復后成為“新三屆(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大學生,其中還有不少人后來出國深造。另一部分知青回城后有了不錯的工作和生活,甚至當上了高官、名人、大款,成了今日中國社會上叱咤風云的人物?墒谴蟛糠之斈甑闹嗍墙裉烊匀粧暝谪毨г诰的下崗人員。
 
 
 
      紀錄片《上山下鄉》試圖用我們三個知青的故事,簡單地向不太了解中國的美國人介紹那個運動。雖然在中國大陸已有許多中文的電影、紀錄片和“知青文學”反映知青運動,但是由美國人用此題材制作的英文紀錄片,還是頭一部。
 
      認識我以前,Chris和Mike分別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和史天健回河南,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和閻云翔回黑龍江,去他們當年插隊的村莊拍片子。
 
 
      二零零四年二月我和Chris第一次通電話。他請我和我十五歲的兒子、十三歲的女兒參演。對我來說,這不僅是要干一件沒有經濟報酬、勞心動骨的事,而且我們未經國內有關部門批準到大陸拍電影是要冒一定風險的。不過想到這是一個難得的為知青們失去的青春存照,為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見證,讓美國人,尤其是我在美國生長的孩子們,“接受再教育”的機會,我還是一口答應了。
 
      既然答應,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影片拍攝的準備工作。離開當時插隊的安徽省涇縣山村已經二十八年,我與大家亦已失去聯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那些村里鄉親、知青朋友。
 
      中國的戶口制度仍然讓人們、特別是農民很少有搬遷的機會。我用老地址給大家寫信,很快就收到了一封封熱情洋溢的回信,歡迎我帶孩子們回去。
 
      Chris最希望我找到并說服參演的人是我的初戀——朱一平。
 
      從安徽省蕪湖市去山溝插隊落戶時,我十七歲。因為家里有嚴重的成份問題,加上曾經和父母兄弟下放在安徽省和縣五年,對農村生活和回城可能,我沒抱太多幻想。當時的中學生在學校里是“男女授受不親,”我從來沒交過男朋友。做為一個知青,談戀愛,甚至結婚成家,都意味著失去最后一點點回城的希望。
 
      我從小體弱多病,在生產隊里只算半勞力。一天重活干下來,所得還不夠買兩斤米。山民憨厚純樸,但他們大多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我又不會土話,和他們沒什么可說的。
 
      在我住的大隊部旁邊教小學的知青朱一平,很快就與我成了患難之交。誠所謂“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倆都喜好古典文學。每天上山采茶、砍竹或下地插秧、割稻時,我會遐想收工后一平會不會來,來的話,我們是談詩論詞,還是聊天唱歌。在那物質精神生活空虛的日子里,我們給彼此帶來了歡樂、希望,和含而未露的、家庭社會所不允許的愛。
 
 
      無奈分手后第十年,我從美國第一次給一平寫了封信。信中引用了我們都喜歡的蘇軾名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向他闡明心跡。一平已訂婚。未婚妻小劉與我同年,也是一個飽經滄桑的小右派。我為他們祝福,和小劉交了朋友。
 
      千禧年離婚后,我搬過四次家,把他們的電話地址也丟掉了。我用記得的地址給他們寫了信。三個星期后,接到小劉的電話。她和女兒仍住在蕪湖。一平幾年前下崗,在四川省打工,但是一定會來見我并參演。
 
 
 
      至此萬事俱備。二零零四年五月,Chris和我定了他和Mike來加州,然后我們一同去安徽的日子,六月十號。不能改退的機票買了,上海的旅館訂了,去村里的交通也安排好了。
 
      幾天后,女兒遇車禍,右腿受傷。照料她時,我又扭了腰。眼看行程要改。這個電影沒有得到什么贊助經費,如果機票作廢,意味著可能去不成了。焦慮之余,我答應Chris,無論如何我都會去的。
 
      女兒恢復得很快,醫生為我們的山鄉之行開了又一盞綠燈。Chris和Mike在我家住的四天里,拍了十幾小時家居生活,采訪對話,和我在天主教堂活動的片子。
 
      六月十四號上飛機,孩子們初出遠門,帶了無數的衣服、玩具,加上攝影器材,我們的行李堆成一座小山。
 
      帶孩子們去有兩重原因,Chris希望能從他們的眼光來評估我的當年;而我則是想讓孩子們開開眼界,從我生活過的環境中體驗到他們生活的優越,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知足常樂。由于各種原因,孩子們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中文更是不會。所以此行對他們的影響并不明顯。不過他們幽默單純的評語,使觀眾們忍俊不禁。
 
 
 
      在上海略為休息兩天,和一位攝影師另一位錄像師會合后,我們一行七人乘車進村。泥沙山路仍像當年一樣顛簸不平。小客車開一陣,司機就得下去將路中間大塊的落石推到路邊,然后再上路。
 
      終于到了。山還是那樣青,水還是那樣秀,在上海見到的嚴重空氣污染還沒有影響到這個偏遠的村落。鄉親們還是那樣憨厚純樸地笑著,擠在村口車旁。人們身上的衣服沒了補丁,腳上有了鞋襪,應當是生活水平改善的征兆吧?墒钱斈赀M村的獨木橋,只不過是變成了三木橋。什么時候這美麗的地方才能擺脫貧困呢?
 
 
      攝影組和一平夫婦按事先安排在大隊部里等著我。
 
      走近大隊部,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來。差不多三十年了,半邊房子已經倒塌,另一半不可思議地仍在那兒默默地、固執地等著我回來。我的手觸摸到它的墻,墻上的泥土唰唰掉下,我的眼淚隨著嘩嘩而落;膹U多年的門口長滿齊胸高的野草。一只直徑兩寸的毒蜘蛛,黑色的背上露著血紅、金黃的斑點,織了張大網替我把門緊緊地、忠實地守著。我撥開野草蛛網,推開兩扇朽裂的木門,走向我的房間。
 
      房間里,放的還是那張桌子、那條凳子、那張床,站在那兒的還是一平。我們緊緊地擁抱。我忘掉無數雙眼睛正看著我們,三個鏡頭正對著我們,失聲痛哭。
 
      我們在桌旁坐下,我邀一平和我同唱《知青之歌》。他推說忘了,不肯開口。我唱時,他下意識地用手隨節拍擊著桌面。大隊部里響起了久違的歌聲:
 
 
      我坐在煤油燈旁,低頭思故鄉。
 
      風兒吹得燈苗兒晃,我們的生活多么凄涼。
 
      啊,親愛的爹娘,請不要為兒悲傷。
 
      我坐在煤油燈旁,熱淚往下淌。
 
      痛苦的生活何日盡?親人啊何時歡聚一堂?
 
      啊,親愛的爹娘,請不要為兒悲傷。
 
      事后,一平悄悄告訴我:“我怕唱起來會哭,多丟臉。”一平還說,“飽經磨難給人以巨大的財富。”
 
      一平,我永難忘懷的的初戀,我多么希望你、我還有那一千七百萬知青都不要擁有那么“巨大的財富”啊。
 
 
 
      從安徽攝影回來,我常常從噩夢中哭醒,大病一場。
 
      病愈后,我快馬加鞭,把寫了多年的英文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Feather in the Storm)完稿。
 
 
 
      我寫《暴風雨中一羽毛》和參演《上山下鄉》一樣,都不是要生活在過去。每個知青,每個經受過那場“革命大風暴”洗禮的人,都有自己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要把我的故事告知世人,留諸后人。但愿我的孩子們、將來所有的孩子們都不再受我們受過的罪,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紐約活動結束時,我領著大家唱起了當年知青中流行的一首歌,《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回首我們那代人無辜失去的青春,我在臺上流著淚領唱,許多觀眾,特別是當年的知青們,在臺下流著淚合唱。十來位報紙雜志電視臺記者們的鏡頭,又都對準了我。
 
 
 
 
        注:《上山下鄉》(Up To The Mountain, Down To The Village)網址:http://www.uptothemountain.com
網上可以看一小節電影,一些相片。在村里土墻前的相片是我和一平夫婦。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號“北工大楊鳴昌”,原載:《中外論壇》2005年第四期  作者:巫一毛  如涉侵權,請聯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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